Month: July 2025

Vietnam is “restructuring its landscape,” with local governments having laid off 20,000 workers.

2025年7月1日,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苏林和多名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,来到首都河内市的行政服务中心,并深入福盛乡和西湖坊。面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,苏林要求他们从行政思维转向服务思维,从“尽力而为”转向“认真做事”,以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。 当天,经过大规模合并的越南各省市政府及省、乡(坊)两级政府体制正式开始运作。这标志着,自越共中央和国家机关进行大规模部门精简之后,在“边跑边谈”“有事就做”的飞速改革之中,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“重整江山”的第二阶段也已经基本完成。 越通社将“重整江山”描述为“8年战略准备,8个月快速实施”。在这个阶段,越南全国由63个省市变为34个省市,690多个区级行政单位及近7000个乡坊成为历史,长期影响波及25万公职人员。 越南官方称,这场从2024年底开始的改革是越南国家机构迄今为止“规模最大、范围最广、最为彻底的一次变革”,“影响之深远,波及各层级、各领域、各地区,直达每一位国民”。距离2024年7月越共中央原总书记阮富仲在任内去世、8月苏林接任总书记职务,才过去不到一年时间,越南的这场大变革为何能高效推动? 5月5日,越南河内,(左起)越南国家主席梁强、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、越南总理范明政出席越南第十五届国会第九次会议。图/视觉中国 省市合并与建立两级政府,是苏林成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后,让外界瞩目的又一项重大政治举措。 苏林出身越南公安系统,2024年5月在公安部长任上当选越南国家主席,8月3日接替去世的阮富仲,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。同年10月,苏林不再兼任越南国家主席,由梁强继任,越共中央新的“四驾马车”最高领导层基本确立。 也是从2024年10月开始,苏林将阮富仲时代的“反腐败、反消极”运动扩大为“反腐败、反消极、反浪费”斗争,多名越共中央委员被问责。11月,越共中央、越南政府、国会开始大规模精简合并部门,中央政府部门合并后减少5个部,撤并越南国资委等直属机构。 到今年二三月间,随着中央政府各级部门重组接近尾声,酝酿已久的省级行政区合并被正式提上日程,并与撤销全部区级行政区、将地方政府从三级变为两级的改革同期进行。自7月1日开始,越南全国原有的63个省市减少为34个,比20世纪80年代革新开放之初的40个省市数量还要少。696个区级行政区全部撤销,1万多个乡坊也被合并为3321个。 按照越南官方说法,上述三场运动与改革,都是对阮富仲时代未尽工作的延续。2017年,阮富仲领导下的越共中央通过题为《关于继续朝着精干、高效方向推进政治体系组织机构革新》的决议(以下称“18号决议”)。 18号决议通过后,越南精简公务员超过7万人,并成立新机构国资委,管理原属于各部委的大型国企。不过,按照今天越南官方媒体的说法,18号决议的执行并不充分,机构重叠、上下臃肿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,局部措施没有达到效果。 其中的关键就是地方政府。 就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不久,苏林就指出,不进行地方行政体制改革,中央的措施就难以上传下达,导致“党的很多政策落实缓慢,一些政策没有落实到位”。一个受到外界关注的细节是,虽然越南于2018年成立了国资委,但直到国资委被撤销,省级及以下政府都未进行同样的国企管理体制调整。而在本轮改革中,越南各省级党委和政府,都对照中央的机构精简,几乎“一一对应”地撤并了自己的部门。 实现地方行政体制的权力集中和上传下达,是本轮改革的核心目标。越南革新开放以来,为经济发展需要而不断分割增加的省市,难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。长期为越南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知名越南问题专家、新南威尔士大学荣休教授卡尔·塞耶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“发展空间”是越南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。现在,工业经济发达的省份,在合并后获得了更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拓展空间。一些发达省份通过合并后,经济总量提升到全国前列,为后续改设直辖市创造了条件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这一轮改革中,各省人民委员会(省政府)的地位也从“单纯的行政管理机构”上升为“统一的行政中心”和“综合治理主体”。新修订的越南《地方政府组织法》中,人民委员会主席(省长)的独立职能从11项增加到23项,越通社称此为“明确体现指挥家作用”。 省级人民议会的作用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。 本轮改革的重要执行者、越南内政部长范氏清茶毫不讳言地指出:“以前,任何问题都必须等待人民委员会和人民议会的集体决定。兜圈子就意味着失去机会,不能及时为人民和企业解决问题。” 上传下达的问题,则主要在于区级体制。乡坊一级政府直接“面对人民”却缺乏治理授权;区级政府握有大量行政权限却不“贴近社区”。“撤区”只是改变该现象的第一步。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主席(市长)阮文得就公开表示,7月1日开始的新体制只是该市乡坊的简单“加法”,更进一步的权力下放才刚刚开始。同一天,越南政府行政程序改革和权力下放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,政府总理范明政担任委员会主任。 越南领导层为何急于在此时“重整江山”?按照越南官方的说法,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及数字化转型压力,为了实现到2045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,越南已经时不我待。内政部原副部长阮进廷分析称,越南正处于“人口黄金结构”时期,机遇稍纵即逝,如果等到“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”再改革,一切就都晚了。 外部分析则多强调,越共十四大计划于2026年初召开。十三大形成的越南领导层,2022年以来由于“反腐败、反消极”运动引发的大规模人事调整,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动,中央政治局最初的18名成员中,有7人因对不同问题承担政治责任而辞职。此外,20多位中央委员受到不同程度处分,一些部委和省市的主要负责职位空缺达一年以上。 It is noteworthy that, prior to the provinces’ merger, the…

Vietnam is “restructuring its land and resources,” with local governments having laid off 20,000 workers.

2025年7月1日,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苏林和多名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,来到首都河内市的行政服务中心,并深入福盛乡和西湖坊。面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,苏林要求他们从行政思维转向服务思维,从“尽力而为”转向“认真做事”,以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。 当天,经过大规模合并的越南各省市政府及省、乡(坊)两级政府体制正式开始运作。这标志着,自越共中央和国家机关进行大规模部门精简之后,在“边跑边谈”“有事就做”的飞速改革之中,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“重整江山”的第二阶段也已经基本完成。 越通社将“重整江山”描述为“8年战略准备,8个月快速实施”。在这个阶段,越南全国由63个省市变为34个省市,690多个区级行政单位及近7000个乡坊成为历史,长期影响波及25万公职人员。 越南官方称,这场从2024年底开始的改革是越南国家机构迄今为止“规模最大、范围最广、最为彻底的一次变革”,“影响之深远,波及各层级、各领域、各地区,直达每一位国民”。距离2024年7月越共中央原总书记阮富仲在任内去世、8月苏林接任总书记职务,才过去不到一年时间,越南的这场大变革为何能高效推动? 5月5日,越南河内,(左起)越南国家主席梁强、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、越南总理范明政出席越南第十五届国会第九次会议。图/视觉中国 省市合并与建立两级政府,是苏林成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后,让外界瞩目的又一项重大政治举措。 苏林出身越南公安系统,2024年5月在公安部长任上当选越南国家主席,8月3日接替去世的阮富仲,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。同年10月,苏林不再兼任越南国家主席,由梁强继任,越共中央新的“四驾马车”最高领导层基本确立。 也是从2024年10月开始,苏林将阮富仲时代的“反腐败、反消极”运动扩大为“反腐败、反消极、反浪费”斗争,多名越共中央委员被问责。11月,越共中央、越南政府、国会开始大规模精简合并部门,中央政府部门合并后减少5个部,撤并越南国资委等直属机构。 到今年二三月间,随着中央政府各级部门重组接近尾声,酝酿已久的省级行政区合并被正式提上日程,并与撤销全部区级行政区、将地方政府从三级变为两级的改革同期进行。自7月1日开始,越南全国原有的63个省市减少为34个,比20世纪80年代革新开放之初的40个省市数量还要少。696个区级行政区全部撤销,1万多个乡坊也被合并为3321个。 按照越南官方说法,上述三场运动与改革,都是对阮富仲时代未尽工作的延续。2017年,阮富仲领导下的越共中央通过题为《关于继续朝着精干、高效方向推进政治体系组织机构革新》的决议(以下称“18号决议”)。 18号决议通过后,越南精简公务员超过7万人,并成立新机构国资委,管理原属于各部委的大型国企。不过,按照今天越南官方媒体的说法,18号决议的执行并不充分,机构重叠、上下臃肿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,局部措施没有达到效果。 其中的关键就是地方政府。 就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不久,苏林就指出,不进行地方行政体制改革,中央的措施就难以上传下达,导致“党的很多政策落实缓慢,一些政策没有落实到位”。一个受到外界关注的细节是,虽然越南于2018年成立了国资委,但直到国资委被撤销,省级及以下政府都未进行同样的国企管理体制调整。而在本轮改革中,越南各省级党委和政府,都对照中央的机构精简,几乎“一一对应”地撤并了自己的部门。 实现地方行政体制的权力集中和上传下达,是本轮改革的核心目标。越南革新开放以来,为经济发展需要而不断分割增加的省市,难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。长期为越南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知名越南问题专家、新南威尔士大学荣休教授卡尔·塞耶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“发展空间”是越南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。现在,工业经济发达的省份,在合并后获得了更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拓展空间。一些发达省份通过合并后,经济总量提升到全国前列,为后续改设直辖市创造了条件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这一轮改革中,各省人民委员会(省政府)的地位也从“单纯的行政管理机构”上升为“统一的行政中心”和“综合治理主体”。新修订的越南《地方政府组织法》中,人民委员会主席(省长)的独立职能从11项增加到23项,越通社称此为“明确体现指挥家作用”。 省级人民议会的作用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。 本轮改革的重要执行者、越南内政部长范氏清茶毫不讳言地指出:“以前,任何问题都必须等待人民委员会和人民议会的集体决定。兜圈子就意味着失去机会,不能及时为人民和企业解决问题。” 上传下达的问题,则主要在于区级体制。乡坊一级政府直接“面对人民”却缺乏治理授权;区级政府握有大量行政权限却不“贴近社区”。“撤区”只是改变该现象的第一步。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主席(市长)阮文得就公开表示,7月1日开始的新体制只是该市乡坊的简单“加法”,更进一步的权力下放才刚刚开始。同一天,越南政府行政程序改革和权力下放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,政府总理范明政担任委员会主任。 越南领导层为何急于在此时“重整江山”?按照越南官方的说法,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及数字化转型压力,为了实现到2045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,越南已经时不我待。内政部原副部长阮进廷分析称,越南正处于“人口黄金结构”时期,机遇稍纵即逝,如果等到“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”再改革,一切就都晚了。 外部分析则多强调,越共十四大计划于2026年初召开。十三大形成的越南领导层,2022年以来由于“反腐败、反消极”运动引发的大规模人事调整,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动,中央政治局最初的18名成员中,有7人因对不同问题承担政治责任而辞职。此外,20多位中央委员受到不同程度处分,一些部委和省市的主要负责职位空缺达一年以上。 It is noteworthy that, prior to the provinces’ merger, the…